但是，张广超除了会翻来覆去的强调，他没杀人之外，就什么线索都提供不了了。而且，除了第四起案子发生的2001年9月15号，他还能大致说几句之外，另外三起案件发生的时间，4月、6月、8月的某天，张广超更是一脸茫然，他是在干什么，都根本不记得了。

“是我倒霉。”

我这样说完，就被他们那些警察抓到了看守所里。后来在牢里我才知道，他们问我那天，就是苗苗被杀的晚上。但是领导，苗苗真不是我杀的呀，我那天根本就没看见她！”

张广超摇摇头道：“那天我也是跟往常一样，夜里两三点回来的。我经过一个树林子的时候，脚下好像踩着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背上背着鱼，拿着工具，也没看清是什么，我就低头捡起来一看，看见是个水瓶子，这东西不知道是谁用过的，谁家也不缺，我就又给他扔回去了。”

“可能是吧？”

张广超显得有些窘迫，“我们那时候，有钱的都搞养殖、搞鱼场，李春杨嫌打鱼辛苦风险大，在海边上搞了个渔场，离得远经常不回家。他家还种着水稻，我们两家是邻居，我有时候看人家女同志，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得做农活不容易，就帮他家干点活，一来二去的就和……陈彩玲好上了。”

焦旸道：“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在第四起案件当天，只是经过案发现场是吗？”

我就说认识陈彩玲，他们就问我，15号晚上在哪？干了什么，有没有人能证明？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这是怀疑我啊！我说，我那天晚上也是去捕鱼。我自己去的，岸边儿可能有人看见我，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我。

焦旸道：“那你说一下，案发的2001年9月15号，你去捕鱼前后的过程吧。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比如说案发现场为什么有你的足迹？死者的物品上，又为什么有你的指纹？”

张广超说一半，忽然停下，“就是苗苗他爸李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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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板，“那是秋天，九月里，我那天早晨打鱼回来，正在家里睡觉，忽然就来了几个警察，问我认不认识李苗苗，认不认识陈彩铃？我那时候恍恍惚惚的，好像是听人说，苗苗死了。

“领导，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焦旸翻翻卷宗，“是因为什么起的矛盾？”

余晓光问道：“那你事后是否回忆过，那天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管多小的事，什么都行。比如在路上碰见过，什么人慌慌张张的跑过。或者遇到被害人，再比如明显反常的地方。”

侯希勇说：“那我这么问吧，你在镇上，有什么仇人吗？跟谁不对付？”

“没有……”

张广超迟疑着说：“领导你相信我，我真没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