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来了南城很久，他的普通话都变生涩了。“是我，”它说，“司一可。”席眷直接后退了一步，明明它没有摘下墨镜。愁绪沟壑的脸似乎僵住了，只剩下那双路灯下的眼睛撇去苦涩的浮沫，在昏黄的街灯下波澜万丈。那双颤抖的嘴唇嗫喏片刻，半晌也没憋出半句寒暄的话来。

“是你熟人吗？”一旁的工友打起圆场。年轻人的话语带着同源的乡音，暗示着他们的生存之道。对方眼角的余光上下打量它的着装，相当识时务地抛下师父：“哥，我先去店里了啊！”“啊，”他好像才反应过来似的，于是五脏六腑跟着一家老小这才回到身上，“行！”他的视线和它的检索一起落到了那家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烧烤铺里。工友脱掉外套，在桌子的一角坐下，从地上提起一瓶啤酒，熟练得像在自己家。没有人注意这边了。于是他笨拙、生疏地问它有没有吃过饭，愿不愿意来店里坐坐。撑开的遮阳伞上宣传着随处可见的广告，除此以外，在夜晚它毫无作用。席眷从店里取出一瓶啤酒，端了一碟小菜摆上折迭桌，屋内还能隐约听见女当家含笑的炉火。“尝尝吧，偶尔吃点夜宵没事！”他将大红的塑料凳拖过来，划过水泥地的声音尴尬而局促。话说得很客气，但它依然没有摘下墨镜，也没有喝他倒好的啤酒。它沉默地观察着这个男人，一点一点地图像比对，企图在他身上找到一点当年那个小英雄的影子。但是它也知道，在那漫长而琐碎的记忆里，他只是曾有光点的过客。从来没有白日，她借一点光明拾阶而上，只为拯救自己。席眷的乙醇代谢能力实在薄弱，没过多久便醉了。他在陶醉的眩晕中讲起过去，自己在少管所因为张雄放话而待遇不错，又因为张雄倒台而备受欺凌；讲到自己熬到成年，无法读书，只能到处打工；讲到这些年在南城如何被老板欺骗，如何熬过一夜又一夜没有收入的焦虑、愤怒、痛苦、挫败。送外卖，管仓库，搬家师傅，他在奔波中辗转，直到遇见如今的老乡们，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摇奶茶的妻子来自更穷更远的河乡，他们在彼此最狼狈的年岁遇见，互相搀扶着走到今天。它听他讲完，终于等来了他的询问。“那你呢，这些年怎么样？”“我在研究所工作。”它说得很保守。“真好啊，看来你读了很久的书，”他的期盼与事实相反，但它不愿纠正，“我儿子要去京城读大学，我还得给他凑明年的学费呢。”学校很普通，但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已经是尽力的成果。席眷低垂着头，攥紧签子的手僵硬地垂在身侧。不过片刻，他已经下了决心。于是新的话头挑起来，是当年的义务教育。它直接打断。“家里还有其他孩子在上学吧？”它问得直白。“啊，对，我小女儿，”他挠了挠头，“过两年要上学了，我老婆说想买学区房……儿子是意外，女儿我们想好好对她，毕竟别的我们也不懂，读书的出路总会好一点。”“是。”它说，等着他开口。“但是吧，房价跌是跌了……”“差多少？”没回复，那就换一种问法。“你要多少钱？学区房。”“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能干的女人出餐了所有外卖，围裙没解就冲到店外。于是又有两瓶啤酒摆在桌上，有些矮小的女人警觉地站在丈夫身前：“你应该就是那个‘咖啡’吧？天佑以前是不是救过你一命？”“咖啡？”“不是咖啡，那就是——”“别乱讲！”席眷捂住了那张揭底的嘴，它却听到了那句消失的“可可”。“是，虽然没救成，”它笑着站起来，“这钱该你们拿的。”“你也来跳哇！”休息时间结束了。它没有摘下墨镜，跟着领舞一起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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